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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順,一頭真——記省文史館方之光館員
發布時間2019-03-12?? ?? 字體大小:【

不久前的一個下午,在前往采訪方之光先生的路上,我們議論:太平天國研究起伏跌宕,作為此領域的專家,他的人生之路是否亦是如此?

申博方宅,握手,就座。南窗下,方之光開口便說太平天國。激動處,語速略快,鄉音無改,我們須屏息靜聽,再三求證。

 

只有順道,不論是非

1956 年,大學擴招,因應屆高中畢業生不足,國家動員尚未畢業的高中學生和已參加工作的干部報考。1950 年已參加工作的方之光響應號召,以調干生的身份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1961 年本科畢業后,他又攻讀陳恭祿、茅家琦先生的研究生,后留校工作。

 

陳恭祿先生

茅家琦先生

 

半個世紀,“大部頭著作不多,5本,合著、合編的論文集7本、資料集5本,論文近160篇”。列數未完,方之光馬上強調,“之所以能取得一點成績,兩方面原因:一個,當時的副校長孫叔平先生做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啟蒙老師,教我們歷史唯物主義,光《共產黨宣言》就讀了7 個星期。又精讀了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馬列經典著作,寫了近萬字的讀書筆記,經孫先生訂正;另一個啟蒙老師陳恭祿先生是近代史研究專家,資料豐富,講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這兩位老師分別給了我們理論思維和實證科學兩件武器。”

這樣,大四的時候,方之光便和同學合寫了《論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史幾個問題》,“1960年 8 月 18 日《光明日報》全文發表”。50 年后,方之光記憶猶新,不無自豪。該文后被《人民日報》摘登,并被收入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討論集》。

但當時,方之光們要做的是螺絲釘,不需要獨立思想,“只有順道,不論是非”,方之光耿耿于懷。

1963 年,戚本禹寫了《評李秀成自述》,說李秀成是太平天國的叛徒,遭到羅爾綱等專家的批判。戚本禹惶惶不可終日。不料后來江青把毛澤東的“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十六字點評給戚本禹看了,于是風云突變。上海方面先得風聲,按兵不動,到申博“釣魚”。《文匯報》先后發表了南京大學茅家琦、揚州師范學院祁龍威二人基本肯定李秀成的文章,于是二人成為批判“叛徒哲學”的靶子。茅家琦因為是黨員,故在省委宣傳部召開的全省黨員大會上受到嚴厲的批判。

正在讀研的方之光作為“黑苗子”,沒有資格參與轟轟烈烈的大批判。

值得慶幸的是,茅、祁二位的文章發表前,《文匯報》又組得方之光撰寫的《也談李秀成的評價問題》一文。方之光在獲知毛關于李秀成的十六字點評后,立即把稿子要了回來。否則,他就不是“黑苗子”,也是“活靶子”了。

“政治干擾學術研究,指鹿為馬,沒辦法。只有順道,不論是非。”追憶至此,方之光苦笑。

1965 年,方之光被下放到溧陽果園,參與創建南京大學溧陽文科分校的基建工作,經匡亞明校長點名任采購。次年,文科師生到分校開石頭、修水庫、植果樹、種水稻。“文革”開始后,分校師生一度回校本部參加運動。1969 年,全校師生都到分校,直到 1971 年林彪事件后,分校師生才回到校本部搞“斗批改”,根本不可能好好讀書做學問。史學界都知道,“文革”中,太平天國研究是“重災區”之一。

 

只講利益,沒有是非

1976 年粉碎“四人幫”,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太平天國研究進入一個撥亂反正的新階段。

1979 年,太平天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南京 307 招待所(今鐘山賓館)召開,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史學界首次舉辦國際會議,中外專家學者近 300 人參加這次盛會,可謂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據文匯報高級記者施宣圓回憶,“那時,他(方之光)只有 40 歲出頭,年富力強”。

“年富力強”的方之光意氣風發,筆耕不輟。他合著或參與撰寫的有《太平天國興亡史》《洪秀全》《中國近代史講稿》《太平天國通史》等,都是在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初完成的,其中《興亡史》《通史》分別獲得申博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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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我很敬佩的馮友蘭先生”(方之光語)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提出要為曾國藩翻案,學術界、文藝界掀起全面否定太平天國之風,太平天國研究進入低谷。

1989 年底,為籌建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方之光去北京拜訪羅爾綱先生。羅先生見面第一句話:“你們要組織批判馮友蘭的觀點!”方之光說:“羅老,這是學術問題,可以討論,不要批判了吧?”

后來,方之光寫了《洪秀全反清愛國思想和革命實踐》等一系列文章,從史實出發,基本肯定太平天國運動的正義性和合理性,批駁了那種完全否定太平天國的觀點。

2000 年,中央電視臺播出了近 50 集的大型電視劇《太平天國》后,學術界又出現了全面否定包括太平天國在內的近代一切革命的思潮。文匯報記者采訪方之光時,他說:“‘神化’太平天國固然不對,‘鬼化’太平天國也未必正確,我們應該走出‘神化’、‘鬼化’的誤區,向‘人化’即還歷史本來面目的方向前進。”

復旦大學教授潘旭瀾出版《太平雜說》一書,后來又發表《還洪秀全的歷史真面目》等文,認為“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造反,引發了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方之光自然不認同,發文商榷。你來我往,不亦樂乎。方之光呵呵笑道:“潘老給我戴了不少帽子,說我左傾、保守、僵化,對他的批評是‘文革’遺風。”

盡管挨罵,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學術界出現“只講利益,沒有是非”之不正學風,但方之光很痛快——比起現在的挨罵,當年不罵也讓你整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2006 年,潘旭瀾去世,方之光敬獻了花圈。“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方之光引用伏爾泰的語錄解釋自己的行為。

 

只論是非,不計利益

老而彌堅,方之光開始“只論是非,不計利益”。他大聲疾呼:“歷史學既不能成為‘政治’的奴婢,也不能把它變成‘商品’,而應當采取唯物辯證的科學態度!”他極力推崇楚圖南先生所說的“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后人”。

方之光出身地主家庭,1950 年剛開始工作就是參加征糧土改以及農村基層工作,所以一直對農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他敬佩農民的長處,也痛感他們的弱點。而他進入南大走上歷史研究之路時,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問題恰恰是當時史學研究“五朵金花”之一(“五朵金花”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和漢民族形成問題)。于是,他心無旁騖,義無反顧。方之光等人的第一篇文章是《論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史幾個問題》,直到他 2010 年發表的《農民戰爭史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都是關于農民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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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大批劫富濟貧、農民平均主義,難道劫貧濟富是對的?你不能劫貧濟富、為富不仁嘛!老子就說過,‘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方之光提高了嗓門,“為對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作出重大貢獻的廣大農民說幾句好話是知識分子的良心,始終站在廣大勞動人民一邊是我的底線”!

本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良心”,方之光提出建立“農民學”:“敦煌學、紅學……這個‘學’,那個‘學’,很熱鬧,我覺得建立‘農民學’才更重要。”

關于這件事,方之光的學生、南京大學臺灣研究所所長、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崔之清說,方老師從研究太平天國轉而關注當代農民問題,把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結合起來,具有前瞻性。

當然,方之光感嘆,廉頗老矣,他只能拋磚引玉,“農民學”的興盛,有待后人努力了。

崔之清,還有和方之光有過多次合作的后學、南京瞻園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的袁蓉透露,方之光仍葆有一顆赤子之心,每日晚飯前在院中散步,都會和原南大以及各系領導等老同事們縱論古今,指點天下——這幾位老教授被原南大校長蔣樹聲稱為北京西路 2 號新村南大家屬院的“院士”。

方之光的老伴兒評價:“他這人呢,絕對不是‘風’派,正直也正直,愛國也愛國,但是我老講他,替古人擔憂!”

方之光呵呵笑:“我不是當官的料,能搞清一些問題,就比較高興。”

問他以一個歷史學家的眼光看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想法。他平實地說:“我的同學中,有右派,有反革命,有的早已經去世了,同他們比,我比較幸運。人活著,就要有點價值。我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學術,對養育我的人民和國家做點有意義的事。”


不諳人事,只管做事

在方之光眼里,“有意義的事”,除了歷史研究,還有就是幫助有志于研究歷史的學生,省文史館《申博文史研究》負責刊務的丁駿就是其中一位。

丁駿到申博省文史館工作,是方之光推薦的。他說:“我的一位師弟,龔云,到北京工作,也是方老師主動寫信推薦的。現在龔云在中國社科院,是年輕的研究員,已出了好多部歷史和理論著作,取得很大成就了。一個證明方老師有眼光,第二,也因為方老師幫他找到了好的平臺。”

茅家琦和方之光合帶的博士生池子華,目前已經成為蘇州大學近代史學科帶頭人。另一個博士生吳春梅則是安徽大學副校長、合肥市副市長,2009年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后,每次參會,她都寄政協會議首日封給兩位老師予以問候。

丁駿一直記著,方老師對學生很關愛,無論學習、生活方面,都非常關心。“甚至學生成家立業他都給以關注!”崔之清大笑著補充道。

笑過之后,崔之清說:“對于太平天國研究,回頭看,我覺得我們有應該反思的地方,但是方老師很執著,一直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很真誠,沒有一點投機的心理。”

說著,崔之清又笑:“方老師比我們大,但比我們還率真,待人接物上,這么多年沒有多大‘長進’,蠻可愛的!他從來不害人,有時候被人害了還不知道是誰害他的!”

大概 1980 年吧,崔之清、石培華等人在南大歷史系讀研。某研究所有個人跑到南大找方之光,說他們雜志要集中發一期青年學子的文章,“聽說你們的學生研究《天朝田畝制度》有心得,請你們推薦幾篇”。方之光很高興,馬上跑去向茅家琦先生匯報,組織研究生的論文。

崔之清聽說是某某人組稿的,說:“哎呀,這個人什么課題都搞,又長得獐頭鼠目的,會不會是把我們的東西拿去剽竊?”方之光覺得不可思議:“怎么會呢?”崔之清堅持自己的判斷:“反正我的論文不給他!”方之光都有點生氣了:“喲,崔之清啊,你還會算命啊?!”

過了一個月,那人把稿子全部退回了,說發不了了。

當時崔之清管理歷史系的資料。那家研究所有人來借《天朝田畝制度》,借了一次,還了,過了幾天又來借。崔之清有點奇怪,就問來借書的年輕人,對方說,某某老師在寫一篇文章,叫《×××》——正是被他退回的石培華的論文,題目一個字都沒改!

崔之清馬上告訴了方之光,方之光傻了眼:“這怎么辦?”崔之清怒發沖冠:“找他們研究所說去!”方之光說:“不能不能,那樣不是影響我們兩家的關系嗎?”

崔之清沒把自己的論文交給那個“獐頭鼠目”的編輯,而是投給了安徽大學學報。崔之清認為太平天國革命綱領不是《天朝田畝制度》。論文發表后不久,方之光到山東參加學術會議,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黎澍把他叫去,說:“你們的學生要砍旗啊?”方之光解釋,這只是他們學術上的看法,雖然不成熟。回南京后,方之光馬上找到崔之清,很慎重地跟他說:“老崔啊,你們出事啦!要注意啊!”



多年后,回首往事,崔之清感嘆:“現在看,這事是個笑話,但在當時的那種氛圍中,方老師讓我們感到很溫暖。”

“老一輩學人,包括不少老一輩革命者,說他們是‘兩頭真’,即年少時追求真理發現自我,后來失去自我,到老了又找回自我。我說我們這一輩是一頭‘順’,一頭‘真’”。落日熔金,余暉斜照,南窗下,方之光坦坦蕩蕩。


人物簡介

方之光,1933 年生,浙江諸暨人,南大歷史學教授,中國太平天國研究會原會長,申博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共黨員。發表論文160余篇,著有《太平天國興亡史》(合著)《洪秀全》《太平天國通史》(參與)等,其中《太平天國通史》獲得申博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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